【1】印顺法师之疑经与日本学界之疑古

作者:法界总持

印顺法师否定部分阿含经和全部大乘经是佛亲说,无疑受到了当时日本和中国学界疑古思潮的影响。

疑古之风古已有之,以近代为盛。考疑古之动机,五花八门。或者源于某种“历史恐惧”,产生了自己被抛入历史而失去自我之幻臆;或以不合我人之经验和理解而否定;或持进化观,谓古人智慧不如现代人高,古代知识多是迷信;或以历史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必以掘之而后快;或为革命或革新之需要,破旧立新;或为标新立异,博人眼球,乃至仅仅为发文章评教授,不一而足。

中国近代疑古之风主要受日本疑古之影响,而日本疑的是中国之古。日本明治维新前后,急于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脱亚入欧,故而污化中国文化。日本侵华前后,疑古又做了侵略和统治中国之帮凶,试图挖掉中国古史之根和文化信仰,以打掉中国的文化自信。他们深知消灭一个民族,从根本上就是消灭她的文化。在日本疑古之风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白鸟库吉(1965~1942)关于“尧舜禹抹杀论”的一次演讲,1909 年改名为《支那古传说之研究》,发表在《东洋时报》第131号上。此文提出:尧、舜、禹并非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而是汉族“理想之人格化”的传说人物。文章震动了日本汉学界,被誉为打破墨守传统汉学的金字塔,成为疑古思潮之导师。中国古史辨运动与之呼应,甚至考证尧是香炉,舜是烛台,禹是爬虫,极尽对中国古代文化之污蔑。

日本佛教信仰主要是从中国传播过去之汉传大乘佛教,此疑古之风亦席卷日本佛学界,质疑中国佛教传统的合法性,掀起了批判佛教运动。值得深思的是,当时的日本佛学界一方面批判禅宗之如来藏思想,而日本政府一方面支持铃木大拙(1870~1966)到西方大力宣扬禅学。铃木大拙禅师公开宣扬,禅是日本的,是日本文化的最高点。日本禅宗三四十年代进入美国,大放异彩,受到热捧,欧美人似乎真觉得禅宗是日本的。汉传佛教,尤其是大陆的汉传佛教,至今在欧美影响不大。我们自毁长城,人家把砖头搬回去垒起来,便成了自家的。从批判佛教的效果历史看,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值得深思和警惕。

多数疑古学者的思路非常可笑,无视历史的传承本身就是有力证据,挑出一些历史遗漏的问题让传承者自己举证,举证不圆满就是错的。这种强盗逻辑不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佛教疑古之风对中国佛学界影响很大,至今仍然占领主导地位。当代中国佛学界之教授、学者多为佛教疑古领袖人物欧阳竟无居士、吕澂先生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把《楞严经》《起信论》等铁定为伪。出家人的代表便是印顺法师。学者的考证对佛教界影响不大,《楞严经》一样在诵,《起信论》照旧在读。但印顺法师则不同,他以法师的角色,以学问僧的面目,以大乘信仰者的身份,依人本经验理性臆断佛法,从内部瓦解大乘信仰的根基,对大乘佛教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一些佛学院把印顺法师的书作为教材,其传习者亦以学问压制传统修行之法师,已经严重伤害了汉传佛教。如果说日本历史上的疑古损害中国文化之根,那么,印顺法师的疑经,伤害了大乘佛教之根。印顺法师认定佛根本没说大乘经,如来是神我,阿弥陀佛是太阳神,大乘佛陀形象和佛经是佛陀涅槃后佛弟子永恒怀念之理想,其套路与考证尧是香炉,舜是烛台,禹是爬虫,尧舜禹是汉人理想化之人物是一致的。我们虽不能说印顺法师有主观伤害大乘佛教之故意,但客观上的确起到了瓦解大乘之效果,正如一个理智有问题的助人为乐者帮助小偷撬开了失主家的门,虽出好心,亦成帮凶。这种隐蔽在袈裟下的伤害,如温水煮青蛙,使许多佛弟子失于觉察,有所觉察者亦难以说服其“大乘非佛说是佛法”的狡辩,如芒在背。亦如病菌侵入腠理,不治将恐深,再不反思印顺法师之思想,大乘佛教之机体恐怕要从内部被瓦解了。所以,这次的反思,是理之必然,也是势之必然。

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可以说是宗教界和哲学界的一个永恒话题,至今没有讨论清楚。我们并不反对用经验理性考证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佛教,但也要清楚经验和理性不是至高无上的法官。这个问题在西方思想界已经有很深的讨论,从理性启蒙到理性批判到理性融贯,乃至某种学说的本体论承诺,理性触及不到的信仰地盘,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探索。但中国的佛教学者似乎并不清楚,把经验理性当作至高无上的法官,他只能质疑别人,别人不能说他。太任性了,所谓的理性就不是理性了,而是它的反面——非理性。我们看这次辩论中的一些表现就清楚了,参加会议的人都“不三不四”、对印顺法师的反思是“蚍蜉撼树”,发公开信借助政治力量打压,乃至扣上搞新兴宗教的帽子,等等,不值一驳。

当然不是说不要经验理性,不能疑古,文献考证是必要的,疑是可以的,但要拿出充足的证据,可以大胆假设,但必须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是可能性不能说成必然性。如果得出的结论超出了证据和逻辑所能支撑的程度,只能说是独断和臆测。考察印顺法师对大乘佛法的考证,猜测联想比比皆是,这不是理性,是对理性的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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