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印老“化经为史”的做法伤害了谁!

作者:广偲

人间佛教的倡导者太虚大师对用历史考证研究佛法是深恶痛绝的,他说:“吾以之哀日本人与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迷,愈走愈歧,愈钻愈晦,不图吾国人乃竞投入此迷网耶?”(见于释印顺:《无诤之辩》所收录《谈入世与佛学》一文,中华书局2011年第一版,第135页。)这些治佛学者之所以受到虚大师的批评,是因为他们“迷于西洋人思想学术发达进化之偏说,即所谓进化之史论及科学方法”也。(同上引)

印顺长老对太虚大师的立场不是不知,因为笔者所引虚大师这段话就出自印老的书。但是,印老似乎并没把虚大师这段话当回事,我们且看印老是怎么做的:同一文中,他先引澹思评价虚大师一生行持的一段话作导语:“……就客观的学术立场言,此亦正是虚大师生命史上一重要之缺点。”(同上引,117页)而所谓客观的学术立场就是“近代日本的佛教学者……纯从客观历史,或理性立场,对佛典加以分析考证和批判,此即所谓科学主义之方法。”(同上引,第117页)然后,印老评论说:这“是一篇极有意义的文字”,又说:“这是一篇好文章!我读了这篇文章,有许多感触、许多意见,一向积压于内心的,竟源源不断地涌上心来。”(同上引,117页)印老一向积压于心中的是什么呢?印老说:“对历史考证,虽不是自己所长,也不完全同意日本学者的看法,但确乎对之怀有良好的感想。在这点上,我与虚大师不同,自然也不能为中国传统佛学的长老所赞同。”(同上引,第151页)又说:“在这方面,我国佛教徒,可说保持零分的长久记录!这不是中国佛教徒不能,而是为某种权威的观念所压服,而不愿或不敢去研究而已!”(同上引,第153页)印老的用心不可谓不绵密!他借别人之口,在虚大师圆寂之后,几经粉饰,拐弯抹角地终于说出了自己一直“积压于心”的东西。

印老这话之所以不敢轻易出口,我想,他是知道这样做对佛教的杀伤力的。一般来说,正信的佛教徒都认定圣典是佛陀的亲说,因而在性质上是超越时空的,若把佛法放在一历史时空中去考察,会严重消解佛教圣典的至上性与神圣性,这对佛教信仰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印老应该是清楚的,不然他不会把自己立场说的那么曲折。

但他还是那样做了,并且一如既往、言行一致地坚持做了60年。并且印老在此领域的成就已经超越了他的前辈——率先采用这种方法的西方人和日本人。对于西方人(包括急于脱亚入欧的日本人),治印度佛教史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史料,因为印度人不重史。虽然地下有一些发现,书面的材料却十分缺乏,因此,印度佛教史大都是根据印度地下的发现和周边国家的有关记载来书写的,其中存在的大量空白,就只能靠学者的臆猜了。

困扰西方(包括日本)人的史料问题,竟被中国佛教史专家印顺长老天才地解决了,印老解决问题的法宝是“化经为史”。对西方人面临的困境,印老是不以为然的,他说:“近代佛教学者不少,但费在巴利文、藏文、梵文圣典上的心力太多了!而这一问题,巴利三藏所能提供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惟有重视华文圣典,研究华文圣典,对于印度佛教史上根本而又重要的大问题,才能渐渐的明白出来。”(释印顺:《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自序,中华书局2011年版。)你们不是缺少史料吗?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浩瀚的大藏经就是“史料”,他说:“华文的大乘圣典,从后汉支娄迦谶,到西晋竺法护在西元二、三世纪译出的,数量不少的大乘经,是相当早的。再比对西元二、三世纪龙树论所引述的大乘经,是可以解答这一问题的主要依据。”(同上引)印老的想法可真是富有创意!他的前辈不过是在处心积虑地到处收集史料,印老却找到了现成的“史料”,那就是我们的《大藏经》,他们所要做的,不过是赋予佛经另一种意义和用途——一种作为“历史素材”的意义和用途。印老的想法多么大胆!各位看官,不知印老的这一做法是法师的做法呢?还是学者的做法呢?

印老的这一惊世骇俗的做法,我们姑且称之为“化经为史”吧。《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所说的“根本而有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印老说:“大乘佛法的渊源,大乘初期的开展情形,大乘是否是佛说,在佛教发展史、思想史上,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根本而有重要的大问题。”(同上引)可见,印老一开始把“大乘法的渊源、大乘是否佛说”这些重大问题放在“思想史”的背景来理解了,既然如此,印老最后得出的“大乘佛法发展论”也就顺理成章了,母鸡不可能下出鸭蛋!不可能是别的结论!

要治史,先要分期,必须要确定哪些是最初的大乘经,我们且看印老怎么做的。“在现存的大乘经中,哪些是初期的大乘经?近代学者,大抵依据中国早期译出的来推定。”(同上引,第22页)印老似乎对此不满意,他说:“早期译出的不多,但没有译出的,不一定还没有成立。”(同上引)表面来看,印老的说法客观公允,但不要被“印老”的迷踪拳唬住了。这句话是要给他的“随自意说”留下空间,这样印老就可以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哪些是最初的大乘经了。笔者此说绝不是空穴来风,有心的看官可以看一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中)第505~646页相关内容,看一看印老是如何安排《般若经》的传出历史的,他仍然沿用了他的同行的那些做法——以中国人译出《般若》诸部的先后确定印度大乘经传出年代的做法。长话短说,就这样,印老根据中国人译出诸经的年代,再加上自己对经义的想象,确定了印度早期的大乘教。

其次,怎么把圣典转化成史料呢,这当然就需要史学家的智慧了。举个例子来说明吧。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印老对龙树造《中论》的因缘是这样说的,“龙树的造论诵经,面对佛教的种种问题,如佛法的部派林立,互相评破;‘佛法’与‘大乘佛法’间存在的严重偏差,有碍佛法的合理开展……龙树以无自性义,成立缘起即空,空即缘起也就贯通了‘佛法’与‘大乘佛法’的对立。”(释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2~117页)在这段话中,用中道智慧敷演缘起真义的龙树,俨然变成了贯通“佛法”与“大乘”佛法的“和事佬”,龙树菩萨从世间共许之缘起法入手抉择空义的胜义性被遮蔽了。当然,若没有细细读过《中论》,是很容易被这一套说辞迷惑的。

各位看官可能知道,在大乘经中,随处可见对声闻乘人的斥责,多把声闻乘人看做不堪大法的焦芽败种。比如,《维摩诘所说经》借大迦叶之口斥责声闻人说:“譬如有人,于盲者前现众色像,非彼所见;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不能解了,为若此也。……我等何为永绝其根?于此大乘,已如败种。”《妙法莲华经》中,舍利弗殷勤三请,佛陀欲说法时,会中五千人等“即从座起,礼佛而退。”对此行为,世尊默然而不制止。经中对此的解释是“此辈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未得谓得,未证谓证,有如此失,是以不住。”诸如此类的经文,若按照传统的理解,这是佛陀斥责声闻不要沉滞化城,让其回小向大、向上一路的方便教。但若把“圣言”当做“史料”,其性质就成了发生在具体历史时空中的大小乘为了争夺话语权的铁证了。更严重的是,若把“圣言”当史料,“佛陀”的身位也会发生变化……(此处省略,笔者实在不敢做进一步的推论了。)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佛弟子之间争论的存在,也正是争论的存在,才需要圣言量,若“佛说”的至上性被消解了,我们信靠谁呢?印老信靠谁呢?

就写到这吧,没法再写下去了。有些话真得不该说破,但还是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既然说了,因果自负吧。

我想,印老已经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潮音狮吼)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