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印顺长老版的宗教现代主义实践有什么问题吗

作者:张少科

在现代化思潮下,以现代世俗理性改造宗教是全球性的,并不止是佛教中的现象。宗教世俗化的话语体系认为,科学理性具有比宗教更高的解释力量,宗教在现代社会中将不断被被边缘化,乃至完全被科学理性所取代。如罗伯茨(Keith Roberts)所说:

 

科学方法催生了新的真理观。并且,其他社会制度减少了对宗教合法化的依赖。工业社会产生了它自己的世界观,它独立于宗教奥秘和象征,世俗世界观甚至开始进入传统宗教的信仰体系。这种冲突不仅存在于宗教群体和社会之间,也存在于宗教群体之内。这个过程发生在社会中时被称作世俗化,而当其发生在宗教内部时就称作现代主义(modernism)。

 

我们姑且不论这套科学理性观早已受到自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库恩(Thomas Kuhn)、至拉卡托斯(Imre Lakatos)、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等的批判和反思。即当年“宗教世俗化”的旗手彼特·伯格(Peter Berger)也早已承认“世俗化”思潮中“宗教终该被科学取代,宗教必然在现代社会中衰退”断言的错误性:

 

我想我和大多数其他宗教社会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就世俗化所写的东西是个错误。我们潜在论述是说世俗化和现代性携手并行,越现代化越世俗化。它并不是个荒谬的理论,是有些支持的证据的。但是我想他基本上是错的。

 

乃至承认:

 

20世纪50到60年代整个时期里,由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写的全部文献,即大可贴上“世俗化理论”标签的,其实本质上都是错误的。

 

伯格认为,宗教世俗化并非现代性的直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事实上,今日世界跟过去一样具有强烈的宗教性,有的地区的宗教性比过去甚至更为强烈。他还发现,世界上那些屈从世俗化要求、试图使宗教变得世俗化的实践,普遍都失败了;那些试图顺应他们所感知的“现代性”的宗教运动和宗教组织,在世界各地普遍衰弱了;相反,那些在信仰实践上洋溢着保守的“超自然主义”气息的宗教团体和运动却获得了广泛的成功。故而作为曾构建影响极大的“世俗化理论”的伯格,现在转而强调世界的“非世俗化(desecularization)”倾向。

可以说,印顺法师在时代社会背景下,为应对西方理性主义和现代化思潮的冲击,采取了被彼特·伯格称之为“屈从”的策略,其所做的工作,即是按照“现代人之世界观”进行基本的理性工作,把传统的宗教论断,翻译改造成适合于世俗世界观的参照框架、并与现代世界观一致的术语。如伯格所指出的,这种经过世俗化包装改造过的宗教所提供的知识,在完全世俗的知识中也能得到,当同样的商品在纯粹世俗(因此也更现代化)的东西中能得到时,人们为什么还要去买用宗教包装的心理治疗法呢?所以伯格说,这种宗教世俗化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成功,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击败了自身”,最终它代表的是宗教机制的“自我消解”。基督教如此,佛教亦复然。离开了“超越性”,佛教只剩下人天乘法、慈善事业、文化教育,如此则可有可无,完全可被其他体系所替代,如太虚大师所说,“求现实人间乐者,将谓佛法不如儒道之切要;但求未来天上乐者,将谓佛法不如耶、回之简捷”,更何况还有西方更加“现代化”的各类社会、文化、教育、慈善等体系呢?

在于上世纪初“人间佛教”提出时,针对中国佛教重“死”重“鬼”的流弊沉疴,印顺法师提倡“此时、此地、此人的关怀与净化”,在契机方面是有其历史进步价值的。但与太虚大师不同的是,印顺法师的契机,是以牺牲佛教超越性即契理的一面为代价的。而在当今现代化处境下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们对“此时、此地、此人”的关注未必太少;从某个方面来说,反而可能太多了。如今这么高度实用主义的世界,人们倾向于根据功利主义原则去工具性地评价世界中的人和物;那些与“此时、此地、此人”不相关的事情已多被“置括(bracket)”或驱逐出人们注意力的中心,以求更高效地实现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功利目标了。更深刻的问题、更长远的目标、基本的价值等等,都被实用主义的思考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如此心灵失去依托,生活处于无根的漂浮状态,形成了一个如韦伯所说的“理性铁笼(iron cage of rationality)”般的世界。在如此情境下,人们不更应该从世俗世界的“此时、此地、此人”的限制中跳脱出来,不离日常生活,而超越日常生活的有限的功利需求,从而达到人的真正完全的发展吗?这不正是佛教“超越性”一面,在现代社会中,所能带来的独特价值吗?

(潮音狮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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