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回应大乘非佛说

作者:法藏法师

“大乘经后出、非佛说”等等这类怀疑大乘之真实性的思想,主要是民初一直到近年来,以日本、欧美的佛学学术为途径,而传入中国大陆乃至台湾的(近代中国积弱,五四之后,更是民族信心丧尽,故一切以外来者为尚)。近几年来,此类思想,更随着南传佛教的传入,而更助长其说。尤其不少居士团体及佛学院,所用的学佛教材,虽是现代法师所著,然而其内容多有学术、及西洋佛教史观的影子在。乃至第二、三代的佛学院年轻授课法师,亦多受此思想的灌输。影响所及,许多青年佛子于大乘法、大乘圣典疑根丛生、信心不足。圣龙树大士云:信为道元功德母(《智论》),今于大乘不思议法门,既然信心不生,则大乘修行之功德自难以成就(现代人都用“自己的”经验、好恶,去妄加思议那本“不可思议”的大乘法门),此正末法衰相尔,悲夫!

近代西方以人类的经验为基础的历史史观认为:一切历史,都是“人类经验”累积,及思想演化的结果,都“一定”可以透过人类考古、语文考据、社会演化经验、文献比对、文物考察乃至数据分析等所谓“科学”的、“计量”的方式,去理解或还原人类的“全部”历史。而且还傲慢又武断地认为,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历史存在的可能了!早在十九世纪时,西方的传教士,为了传扬他们的宗教于东方古文明中,而开始研究东方的宗教(尤其是佛教)时,他们除了以类似上来的历史观点(当时尚未发展完全)来切入对佛教的研究外,再加上他们自身宗教信仰的关系,并不承认也不容许佛教中的“佛”“菩萨”与“罗汉”等,具有超人格及超能力(否则他们的“上帝”要摆在那里?),因此西方早期的佛教历史研究,即定位佛教的历史为“人类的思想发展史”及“教派斗争、适应演化史”等“纯人类经验”中的一连串宗教社会事件。

这些西方传教士一方面相信,并容许毫无文字左证的类似“摩西分开红海”之说为“史实”,但却又要刻意贬抑佛教中,诸如龙树菩萨入龙宫取《华严经》的记载为“神话”或“寓言”(有如此高妙的经文——非当时人类的经验所能伪造——之存在为证明而却仍不相信)!而不幸的是,这类纯以人类经验为基础的佛教史观,被后来的西方及日本那些未有宗教信心及修持体验的世俗学者们所继承,并发扬光大成如上的看法。而他们所持的理由更是堂而皇之:我们要的是“客观”证据(什么是“客观”?而发生过的事,“证据”一定要存在吗?证据需要人去解读,而解读的过程,其客观的标准又是什么?),我们要依于“科学”方法(以人类粗陋的六根及仪器所见的就是“科学”?),我们不要有宗教“偏见”(宗教的证悟是可以世世代代被重复证验的,这岂是偏见与迷信所能涵括的?迷信自己的经验,而排斥其他自己所不知的经验,并任意的给予贬抑,难道就不是“偏见”?),我们的研究一切以人为本,注重现实生命不谈怪力乱神(这是不是与现在的所谓“人间佛教”论调很像?阿罗汉有六神通,做为佛弟子的人信不信呢?而有六通就听得到、看得到他方世界众生的语言,与苦难等,因此也可能生起悲心说法给他们听,这是“以人为本”但却“不以人为限”的佛法本意,否则四弘誓愿中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算什么呢?小心小量而又信心浅薄的外道俗人,不能信此也就罢了,身为佛子而不了知此义,则悲矣!) 。

就这样,继十九世纪末的神职研究者之后,二十世纪以来的佛教学术研究者,无论是义理研究或历史研究,率皆以上来的诸多论点为基调而研究佛学、佛教。他们动用了考古学、文献学、语文学、人类学、社会学乃至经济学计量分析等方面的,纯人类六根妄识所累积和建立的“知识”,套用在对佛法及佛教史实的研究上,并不知强知、自作聪明地强作凡夫式的猜测与解释。他们如何论证大乘经非佛说呢?例如:透过语言学认为,大乘经都是梵文,而原始教典是巴利文,所以大乘经非原典;或者透过考古学认为,某大乘经在某处才有,而该处在原始佛教时未有佛法传布,所以该典不会在原始佛教时就存在;乃至透过经文内容所描述的事物(如乐器、供养具等)或义理,而以考古学的立场认为那些都是佛入灭若干年后才有的物品或思想,因此推定该经非佛所亲宣等等。

为什么世俗学者敢如此信心满满地下此结论,而无视大乘众多经典的深奥义理,非小乘人所能理解、伪造;以及历代中外有许多大乘圣者,皆依大乘教典而开悟得大成就;乃至马鸣、龙树、罗什等诸大佛教学者,皆先学小乘而后回向大乘……等等存在的具体事实呢?只因为他们皆不信佛,无有实修及体证,亦无宗教的情操与敏感度,故对这些事实无法产生信任,并引起他们的正确理解、思考及重视。他们只选取他们经验中“能相信和愿相信”的部份去加以组合,并据此而妄加论断!

殊不知佛以圆音说法,万类各得解(这正是佛陀的神通妙用,也正是世俗学者一向所不信的),而大乘法门难解难信,声闻根性之人无缘听闻,因此虽同在一佛说大乘法的法会上,他们也只能听到声闻法的内涵,并据此而记载成声闻教法,至于大乘法则为当时具大乘根性的另一类弟子所闻。这其中有许多大乘菩萨,他们了解当时的众生,大乘根机未熟,故以神通力传记大乘法,并持至天上,乃至他方有缘的世界,先说给具有大乘根性的天人众听,或其他道具有大乘因缘的众生,佛陀甚至亦曾亲自上天界而说大乘法,如《地藏经》、《华严经》等即是,所以用天上专用的梵语为记载。但因为是在天界所说,故有许多器物或理念,是当时人间“尚未发展”出来的。等到佛陀回到人间并示现涅槃的若干年后,娑婆世界众生的大乘根性方才成熟,于是天人、菩萨乃下至人间,以梵文转述大乘教法,并引用当时已有的器物及思想来描述法义,因此经文以梵文记载,内容有后期才有的名词及思想等,并不足为奇!

此外,后代的大修行人甚至亦可于定中重回大乘的法会当中,重聆大乘圣教,以“时间无自性,三际不可得”故。此例远者如智者大师诵《法华经》,于定中而亲见灵山一会,近者如《阿迦曼尊者传》中所描述者,乃至西藏“岩取派”传承等,皆可得知,佛法是可以有很多种人类“经验以外”的方式,以“超越时空”的形式而传递的,并非机械式地“只能”以人类所知的方式流通!这些事情,其实只要事先认定“神通”之事的存在,则大乘的真实为佛所说,其所描述与人类经验有异等,也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了。对于那些外道学者的所谓“研究”,以此概念视之,不过都只是些以凡夫妄识强作揣测的小儿之见罢了。除非,身为佛子,而不信佛、菩萨的神通自在,及大乘法的不可思议。所谓瞽者不见日影,非实无日也。

小乘人本来听闻大乘法的因缘不足,于大乘会上如聋若哑(法不被及彼等故),所以一时不了解也不接受大乘法是可以理解的,其谤大乘为非佛说(此乃僧团内的教理之争,尚可依理而辨),还算情有可原。然而更不幸的却是民初以来,中国佛教中的白衣甚至部分出家人,自于大乘佛法未有坚固定见,复又随欧美、日本学者之文字而转,其所著书立说多有谤毁大乘而不自知者。台湾五十年来,以国民政府来台偏安之缘,承此遗续者不少。更因近年来南传佛教之传入日盛,再加上传统大乘佛教又日趋表面化等时代因缘所推,上自佛学院,下至白衣团体,几为偏颇之“人间佛教”和自以为是、少有解行之“学术佛教”所覆。故充满凡夫妄测,伤害大乘法脉的佛教史观充斥教界,年轻佛子而不迷惑者几希。

佛言“我此教法非天魔外道能破”也,因此好名贪利,乃至外道炽盛等,岂足惧哉?然以佛弟子而却依颠倒之佛教史观,从根刨去大乘教典之可信性、合法性与权威性,这才真是一切灭法之根本大患!仁者如今惧念佛之不得力,吾则日夜忧其大乘种之不存也,泣血痛哉!

(潮音狮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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