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印顺法师佛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释海慧

印顺法师著作等身,研究遍及大乘、小乘,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就研究的广度和著作数量而言,难以有人能望其项背。有人称他是“玄奘以来第一人”。但如果从大乘佛教本位去检视他的研究,会发现他的研究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能不说是对大乘佛教的破坏。他的佛学研究的负面影响从台湾佛教现状可见一斑,“台湾传统中国佛教的式微与阿含学风的兴起,的确与印老学术研究的取向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见如石法师:“台湾佛教界学术研究、阿含学风与人间佛教走向之综合省思”)

一、“大乘非佛说”观

印顺法师认为大乘佛经并非佛陀亲口宣说,而是由后世佛弟子编撰而成。换句话说,就是“大乘非佛说”。虽然他也强调大乘佛经是“佛说”,但他是从另一种意义来谈。他以为大乘佛经虽非佛陀亲口宣说,但大乘佛经的义理或多或少与《阿含经》的观念——他认为的佛陀“本来”的观念一致,如此,大乘佛经当然也算是“佛说”。但这极大地破坏了大乘佛经的圣教量性。如果说大乘佛经非佛陀亲口宣说,那么大乘佛典里谈到的弥陀净土、弥勒净土是否可信?大乘佛典里谈及的诵读大乘佛经功不可量是否可信?

二、回归“阿含”

印顺法师以为《阿含经》保存着佛陀“本来”的观念,也最能体现佛陀“本来”的观念。如他认为《阿含经》里宣说的缘起法是佛法的核心。而这就是他抉择佛法的一条准绳。如果大乘佛理与《阿含经》的观念不同,那这些大乘佛理当然是后人发展出来的,或称为方便说。但大乘佛教认为大乘佛理比《阿含经》所宣说的义理要深广,以大乘佛理为究竟,以《阿含》佛理为方便。大乘佛理有不同于《阿含》佛理并不为奇,这是大乘佛理的殊胜处。而印顺法师的解读显然“矮化”“窄化”了大乘佛教。比如他认为佛法里其实只有六识,大乘唯识学里的七、八识不过是意识的细分;大乘如来藏系有梵化色彩。

三、以“中观应成”见抉择佛法

印顺法师以为中观为了义,以中观见抉择佛法,确切地说是以中观应成见抉择佛法,这是他抉择佛法的另一条准绳。虽然印顺法师一再强调自己不倾向于中观宗中的哪一个学派,但他的中观观念以及他对待唯识宗教法的态度、批评唯识宗教法的角度与中观应成派极为相似,或可谓几近相同。比如中观应成派所提出的八难题中之二:(一)不许有阿赖耶识、(三)名言中许有外境,及以为二谛均无自性,空性亦是无自性,印顺法师的意见都与这些观念一致。他对唯识学教法的批评是持着某一种宗见(中观应成见)对另一种宗见(唯识宗见)的批评。正如印顺法师自谓“同情中观”。他还说:“法尊法师(中观应成派的传译者)是我修学中的殊胜因缘。”

四、学术的研究方法

虽然印顺法师提出“以佛法研究佛法”的佛学研究方法,但他又受日本学术研究的影响,其研究方法又是重历史、地理和考证。他的研究方法其实也不是佛教本位的研究方法,而是学术研究的方法。他在《游心法海六十年》中说:“从现实世间的一定时空中,去理解佛法的本源与流变,渐成为我探求佛法的方针。”大乘佛教,包括中国佛教在内则成为了“流变”的主体。如印顺法师“大乘佛教从原始佛教发展而来”的观念就是由此方法而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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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印顺法师仅仅是一位佛教学术研究者,而非大乘佛教的信仰者,他的研究方法、抉择方式、研究结论或许是无可厚非的。但当我们从大乘佛教本位来看,则相违甚多。一方面印顺法师自认为是大乘菩萨僧,一方面他的研究又破坏了大乘佛教的圣教量性,这是一种矛盾。

(潮音狮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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