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舟:义学乃佛门之公器

作者:樊舟   转自:网易佛学

近日佛教界颇有一些热闹。数十位法师和居士义学者在无锡惠山寺召开了一个佛教义学研讨会,纪念印顺法师,反思其佛学思想。研讨会在佛教界引起了不少反响,其中的一些讨论文章,虽然见仁见智,却平和中正,读之欣然,如沐春风。然而另外也有一些言词,就比较情绪化了。

印老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他遍阅三藏,著作宏富,标举以佛法研究佛法,又受到西人日人之影响,广泛运用考证等思想史方法。印老的佛教研究,可视为西风东渐、国势陵夷之时,教界出于危机感和使命感,意图振衰起蔽,整故鼎新。然而,印老的诸多核心见解,包括人间佛教理念、净土观、十方佛观、如来藏观以及大乘非佛说等等,攸关大乘佛教的正法地位及其未来的推弘,甚至对整个佛教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之予以审慎地考察、辨析、抉择,当是佛门的应有之义。

这种考察、辨析、抉择,是佛教义学的基本工作。“义学”一词,原指儒家的经义之学,佛教借指有关佛教教义的学说。义学是义理、信仰和修行三位一体之学,以信仰为前提,以义理为析解,以修行为实践。近现代佛教的复兴,义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杨仁山居士的金陵刻经处不仅刊刻佛经,培养人才,尤其推重义学研究,带动当时的名流、学者和青年才俊研析教理,宏宣佛法。太虚大师言:“值此思想解放之时会,清末杨仁山居士汲汲流通精典,游扶桑者既习闻佛故,康、谭、章、严、梁氏等之政论者,亦时好谈佛,于是佛之教义浸为士夫学子所留意。”赵朴初也曾赞叹杨仁山:“近代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

谁都知道,解行相应素为学佛之根本,若将“解”的部分拱手交付于大学里的学术,不相闻问,这不仅不智,而且有害。因为学术重在文章考据,流连字里行间,汲汲于文化和哲学,既无信仰为前导,亦无修行做支撑,如此一来,不光无佛可成,就连释迦牟尼也与孔子和苏格拉底无异了。

然而这就是现状。大学里的佛学日益昌明,而佛门义学却江河日下,其研究意愿、研究环境与研究能力尽皆成为问题。长此以往,佛门对佛法的解释权、话语权又将如何体现呢?

梁任公曾言:“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所谓“天下之公器”,乃指天下所共有,其正确性不在大师手上,不在权威手上,而在于谁能自圆其说,言之成理。今借此说,我认为,义学乃佛门之公器。

也正因为如此,无锡惠山寺召开的义学研讨会,其用心之良苦,其坚持之不易,其意义之重大,自不待言。然而我们看见,有人尚不了解研讨会的整体旨趣,而仅凭只言片语,便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大兴问罪之师。难道对印老佛学思想的反思,必须由学界来做,教界只能负责对印老的无尽想念和毫无保留的赞美?

其实有义学研究,便有争论,见解各有不同,诤辩随时而起。这也是义学的可贵之处,既解疑释惑,又引发新的思考;既化解张力,又攒聚新的张力,从而让佛教始终保持一潭活水。征诸载籍,佛门先贤之间互相“破斥”,所在多有。法藏的《十二门论宗致义记》就曾述及那烂陀寺智光大师与戒贤大师的论争。鸠摩罗什大师与慧远大师曾就“法性”、“法身”是否实有各执一词。什公曾盛赞弟子僧肇“秦人解空第一”,而僧肇所造的《物不迁论》却被清凉澄观大师批为“滥同小乘”。关于“二谛”说,三论宗和成实宗从南北朝一直论争到隋代,不仅没让佛门不靖,反为中土理解教理带来极大助益。至于晚清民国时期,若没有杨仁山居士、欧阳渐居士、太虚大师、吕澄大师等前辈高贤在义学领域的纵横捭阖,风行草偃,又如何打破“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困局?

今日之佛教,物质条件或远优于从前,然而却面临着更为深刻的危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高歌猛进,而信仰的空气却日益稀薄。佛教如何行化世间,摄受众生,正需要义学研究者们苦心孤诣地担当。且赋诗一首,为与会的法师与居士们点赞。诗题《众贤无锡论道》:

惠山峰下惠山寺,惠山寺里秋正匀。

黄花郁郁留人眼,青石斑斑隐旧林。

阅微谈妙当时事,访本问源万古心。

谁见天中浮云外,二泉曾印第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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