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贵华《瑜伽师地论》讲座——玄奘大师:中国菩萨精神的践行榜样

(2015年3月讲于广州)

案:这是《瑜伽师地论》系列讲座中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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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行取经缘起

《瑜伽师地论》在汉地完整弘传的因缘,与玄奘大师大有关系。玄奘大师出身官宦家庭,从小就在父亲指导下学习儒学,但在父亲去世后,兄长出家,少年玄奘随兄入洛阳净土寺开始学习佛教经典,到十三岁破格在该寺出家。在这以后十余年间,他遍学大小乘经论,对地论师、摄论师著述也广泛涉猎,同时到各地参访名师高僧,也受邀讲经说法。玄奘大师所受世俗教育较为完整,在佛教经论熏习方面也很充分,再加上善根深固,智慧猛利,所以在二十余岁时,已经作为义学僧名闻佛教界。

当时玄奘大师下功夫多的有两方面,一是毗昙学,二是佛性如来藏思想,后者主要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和真谛法师所传的无为依唯识思想,也就是心性如来藏思想,形成了地论师、摄论师的义学传统。这种闻思方向要求抉择细致,但由于经论翻译、传承和解释还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在成佛的因性以及诸法实相问题上分歧较多,诤论蜂起。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说:“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诤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玄奘大师也深感困惑,不仅认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很多,而且意识到在义理上远不究竟。

举例而言。我们知道,唯识学是以心为中心来谈缘起、谈显现的,即观察一切法的显现和缘起皆通过心识来进行,但在无为依唯识学中,同时又以最终真实,也就是心性真如,来谈如来藏而立说。心识为体还是真如为体?心识为因还是真如为因?这两方面似乎不容易协调一致。到底最终依什么呢?在无为依唯识思想中,基本特点是如来藏观和唯识观合在一起讲,当时各种版本的无为依唯识思想虽然差别不小,但这点是共同的。所以问题就出现了,以真如为根本所依,而又是依心来讲缘起、依心来讲显现,不论轮回方向还是解脱方向都是如此,玄奘大师看到这里面似乎有矛盾,不易协调,但他认为佛陀应该还有更了义的经典,菩萨应该还有更了义的论典来解释这些,他坚信这样一种看法。恰好当时一个印度高僧波颇密多罗到中国来弘法,告诉他在印度有一部大论名《瑜伽师地论》,对整个佛教的道理都有一个完整的、透彻的组织、阐明,他要的答案就在那里面,还告诉他,在大乘佛教中心中印度那烂陀寺,戒贤大师正在讲授《瑜伽师地论》,到那里可以请到这部论典。玄奘大师听了特别振奋,便发心要西行取真经。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对这一时期玄奘大师的思考有所叙述:

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

2、在印度:遍访参学;辩论;取经论

玄奘大师曾向朝廷上表,请求允许西行取经,但未获批准,于是无奈私自出关,属于偷渡,真是为法忘躯!他当时二十八九岁,正当壮年。到印度整个取经的过程从头到尾有17年,可谓备尝艰辛,特别是在西去路上,穿越沙漠,翻过雪山,九死一生,但他取经大愿没有动摇。大师从进入西域,也就是现在的新疆、中亚,就一路学习大乘、小乘经论,到达印度时,从语言、风俗到佛理,都有参访求学。从北方进入印度,到那烂陀寺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在这路上又不断地参访、修学,大小乘、外道广泛求学,以致他到达那烂陀寺时,在印度文化方面也已成为一位大师了。所以在到达时,住持戒贤大师率领全寺迎接,将他作为长老级别大德迎进去,专门供养。

戒贤法师是护法大师的嫡传弟子,是后期瑜伽行派重要代表性人物,已经一百余岁,传承瑜伽行派的主支护法系。玄奘大师拜戒贤法师为师后,也成为这一系的传人。玄奘大师在那烂陀寺期间,随戒贤法师学习了三遍《瑜伽师地论》,还学习了其他经论,同时在那烂陀寺教授唯识经论。这时玄奘大师已成为了精通大小乘经论的三藏大师。那烂陀寺兼收并蓄,大小乘都有讲习,中观派也有法师教授中观学。但瑜伽行派和中观派多有对立,在那烂陀寺时有论争。先是戒贤论师与智光法师之间,后是玄奘大师与师子光法师之间,发生了“空有之争”。师子光法师据空义试图破斥唯识三性说,但玄奘大师具有整体佛教观,不从宗派见争角度看待这场论争,著《会宗论》,按照《解深密经》意趣,认为三性说与中观空义不矛盾,而是可以在摄受的意义上相通,也就是把三性看做了义,中观空义体现般若教空义,为不了义,因而三性说是般若空义的深化,以这种方式会通空有。《会宗论》受到了戒贤法师的赞扬,可惜后来没有在汉地传承下来。

我们现在讲习《瑜伽师地论》,计划是一遍,但不知是否能讲习完。这部系统又艰深的论典,我们在后世讲习起来困难极大,要知道玄奘大师在那烂陀寺时已是义学大师,但他仍学习了三遍。他尽可能地在戒贤大师指导下理解透彻,为今后回国完美翻译作准备,因为这是他西行取经的首要目标。《瑜伽师地论》统摄一切经论,统摄一切道,玄奘大师正是通过这部论的研习,才真正成为了三藏法师。何谓三藏法师?古代印度的佛教大师是以学教法为基本条件的,只有在闻思上达到精通经律论三藏的程度,称三藏法师,才是名副其实的法师,而称真正的大师。玄奘大师本来就精通大小乘经论,又花几年时间精通了《瑜伽师地论》,对佛陀圣教的全体,对佛学的整体规模,真正能够统摄起来,对世间、出世间一切法能够善巧抉择,才成就了三藏法师之名,在那烂陀寺受到公认,受到尊崇。

玄奘大师通达了《瑜伽师地论》,又取到了这部论著,其他方面的访学与研习也都达成了心愿,所以准备回国。在回国前,他曾代表那烂陀寺参加戒日王举办的无遮法会,辩败了一个著名的小乘论师般若毬多。般若毬多论师是南印度的一个国家的国师,作论批大乘是“非佛说”,玄奘大师作《制恶见论》来反驳。《制恶见论》系统地驳斥了般若毬多的谬说,有力地维护了大乘的佛教性,在戒日王的无遮法会上,获得一致的赞扬。由此,玄奘大师被小乘信众尊为解脱天,被大乘信众尊为大乘天,真正名动五印。五印指东、南、西、北、中印度,又称五天竺。在历史上印度统一的时间都不长,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状态,分裂为无数的小国小邦。即使是在统一的时候,各地域差别也很大,大都处在一种半分离的状态。它的种族和语言如此之多,以致现代把印度称为人种博物馆、语言博物馆。

3、翻译成就:数量和质量;规范化;典范

玄奘大师取经、留学,前后共17年,共取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经论657部。当时太宗皇帝很尊崇他,派房玄龄去迎接,甚至希望他还俗从政,但是玄奘大师拒绝了。玄奘大师历经磨难西行取经,是为了追求真理,是为了翻译经论来传承与弘扬了义的正法,并不是为了世间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所以玄奘大师的拒绝非常坚决,对现今物欲横流、追名逐利的拜权拜金社会而言,无疑是难以想象的。玄奘大师回国时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三藏大师和具格的翻译家。他很快投入了翻译大业,朝廷也极力配合,为他组织了人才济济的译场。在前后二十年世间,到他公元664年圆寂时,在译场的配合下,玄奘大师译出佛典75部,共1335卷。他的翻译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是空前绝后的,重信、达而兼雅,成为佛经翻译的典范。到此,佛经翻译的体例、术语、标准才真正规范化。而且大师更是大小乘经论系统翻译的代表。玄奘大师的翻译成就和文化意义为后世世界范围的佛教界、学术界、文化界所盛赞。

玄奘大师的佛教经论翻译在佛典汉译史上能取得无双的成就,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他所受的中印两国的教育都很深入,对中印两国的文字都极为精通。

第二,他对印度梵文佛教经论和汉译佛教经论都曾广泛涉猎和研习通达。

第三,他的翻译有强大的团队配合,当时他的译场中人才配备非常完整,里面既有他的优秀弟子,也有各种专长的高僧大师,甚至还有一些官宦身份的精英居士。

玄奘大师的翻译水平到底有多高?用现在看到的他的汉译佛典与现存梵本比较,翻译的准确性无与伦比,既超过了古代那些译经大师,现代梵文译家也难以企及。据传,他经常是这样翻译的:一边看梵本,一边说译文,基本上记下来就成文了。当然,一般译师都做不到这样。此前的译师大多是来华的外国僧,如天竺僧、中亚僧等,他们对汉文不太精通,对中国文化也了解不深,所以在翻译时,很多要靠助手们的协助,比如,译文语句说出来由笔受记录后,助手们要核对原文、修改、润笔等,一般都要重新表达过,所以除少数外,大多译文质量不太高。即使是中国译师,汉文不错,但梵文多不太精通,翻译的质量也不能保证。不过,玄奘大师是一个例外。他本身是中国人,出身士大夫家庭,教育完整;后来又进佛门学了十余年的佛典,文化程度和佛学素养都很高;然后到印度长期留学,精通梵文,广学梵文经论;所以他在翻译时基本上是胸有成竹、出口成章,这是稀有、殊胜的因缘成就的伟大翻译大师。包括像《瑜伽师地论》这样的艰深论著,有一百卷,但玄奘大师只翻译了一年,就完成了!虽然他在印度那烂陀寺研习这部论时应该早有所准备,但仍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玄奘大师译经前后差不多二十年,呕心沥血,有时废寝忘食,有时带病忘躯,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佛经翻译丰碑,一座伟大的世界文化灯塔!

问:何人能够够格翻译佛教经论?

答:佛教翻译是不能随随便便进行的。毕竟要译传的是佛陀圣道教法,资格要求必然是严格甚至苛刻的,除圣僧外,也只有三藏法师才有传承、翻译的可能,甚至他们个体也不足够,还需译场的配合,伟大如玄奘大师也不例外。这是佛教界共许的,否则没有翻译的资格。但进入现代,学术成为学问主流,传统宗教、思想和文化的本位意义被消解,所谓“祛魅”,经论翻译的庄严性被遗忘或者破坏,佛教经论仅是作为学术资源来对待,所以很多的世间学者就跃跃欲试地想来翻译。海峡两岸都有一些学者个体甚至开始抛开已有汉译经论,成规模地直接翻译梵文、藏文或者巴利文的大小乘经论,但这不应该受到鼓励,佛教界需要持谨慎或者反对态度。首先,他们不一定具备佛子资格;其次,即使是,他们也不一定真正对佛理下了足够工夫,即系统闻思经论;再其次,他们认为过去经论翻译得不可靠,需要重新翻译,这个判断资格不一定具备;再加上个体单干,没有具格善知识配合翻译。总之,一般情况下,他们的翻译是不能作为学修的熏习之用的,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文字对照、参考的材料是可以的。即使是满足了经论翻译的条件,在处理时也最好随顺玄奘大师等古德们的翻译术语和规范,这样有利于佛教闻熏传承的建立和正法思维的保证。

4、地位:中国佛教第一人

玄奘大师不做出入朝廷和混杂社会的那类大师,所谓国师,所谓名师高僧,而宁愿默默地翻译经论,传承佛法,是真正的佛子,而且像他这样能够忠实地和系统地传承佛说菩萨说,又达到空前成就的,决定是中国出家众中的第一人,大师中的大师。在中国,后世我们是把创宗的这些大师搁在第一位,如智者、慧能或者法藏大师他们,这些大师确实伟大,但就正法本位而言,玄奘大师以大道教瑜伽行学为中心,摄般若教和部派佛教阿毗达磨,建立了一个忠实于佛陀本怀的完整的佛教义学传承,对抵抗后世的世俗化洪流,意义要更为殊胜。试想,佛陀圣教难逢难遇,如优昙花一现,但玄奘大师发心把这些经包括菩萨之论,这些正法之音,大规模、系统地忠实传译,以流传后世,而使佛陀正法久住世间,功德多么伟大!要知道,宗派的创立者只是开显自己对圣教的一种理解,把它表达出来,然后树立宗义与修习次第,以此导引信众,而形成一个宗派,这样的世间尊奉、后世传承的大师古今并不缺乏,但真正能传达佛陀圣教、真正能传承佛陀的正法脉者,这种法师在后世才弥足珍贵,定要奉为后世最稀有的大师。所以,我们要说,玄奘大师是中国佛教第一人。

5、意义:玄奘精神

我们还要知道,玄奘大师在中国佛子中,是修菩萨行的菩萨行者最大的一个代表,在他身上体现的菩萨精神,被现代归纳为“玄奘精神”。中国汉传佛教,特别是中国化佛教形成以后,虽然属于大乘,但整体上注重的是悟性和境界,广大菩萨行的开展或者说以佛教名义对社会的全面参与不够,所以可称“冷佛教”,太虚大师曾说中国佛教是大乘理,但小乘行,也是此义。总地来看,虽然高谈大乘、一乘、圆教、顿教,但在理论上没有向外充分开展出广大菩萨行,都一味冷峻向上,结果,菩萨精神在深度、广度上皆弘扬不足,包括普化和结缘的广大菩萨行少有开展,整个汉传佛教传统趋于精英化,离社会现实较远。但也不能说没有结缘,不过,是在民俗层面,与精英层面佛教老死不相往来。换言之,这两个层面是断裂的,一直是这样,到近现代精英佛教衰落,基本就只剩民俗佛教了。真正而言,在中国佛教史上,注意教理,大弘经论,同时又强调践行菩萨愿行的代表,即体现了菩萨精神的代表,就是玄奘大师。他是中国大地上追求真理的榜样,传承正法的典范,佛子的代表,菩萨精神的最杰出体现者。

在现代中国,在僧界,菩萨精神的代表者是谁?这个问题容易得到共识:不是印光大师,不是虚云大师,而是太虚大师。太虚大师提倡现代佛教契理契机的开展,一方面要保证向上一路指向解脱觉悟的这个成佛趣向,另一方面要和光同尘,与社会各层面广泛结缘,予以教化引导,即要有向下一路的随缘普化。当然,现今佛教并没有很好地沿着太虚大师指引的方向前进,在和光同尘与大众结缘的向下一路用力较多,但没有真正传达出大乘的教理、意趣,也就是对向上一路少有强调。

如果回到古代,如前所说,菩萨精神的代表者是玄奘大师。菩萨行者不是去谈他证境有多高,而是要看他是否在发心践行菩萨精神,即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为了求法求真,为了荷担如来家业,为了利益众生,舍生忘死,奋勇向前,永不动摇,所以菩萨行者是有大担当、大精进的,又称“心雄”。菩萨精神在中国佛教中没有普遍提倡,但玄奘大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我们要通过学习玄奘大师传译的《瑜伽师地论》,来认识和体会这种精神,把它真正地内在化和深化,并通过践行体现出来。从根本上说,这是需通过开发和磨练菩提心来实现的。我在这里希望,大家一定要共同努力,将《瑜伽师地论》的讲习变成我们以诸佛菩萨、诸善知识为榜样来体会、践行菩萨精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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